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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演变中的文化概念和时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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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6 16:3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联系历史进程与时代思潮背景,可以看到人文主义的形成和展开都不是孤立的、单向性的,而一般是在探讨和思考人与宇宙(上帝或神)的关系中实现的。但关于人与宇宙关系思考的发生机制及建构模式,在中国人(尤其是《周易》与儒家所阐发)的思想世界中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特色。它的先启和早熟,它富有的内涵特质和哲理智慧,都是“西方人文主义”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根由,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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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们往往根据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来界定“人文”和“人文主义”。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但这只是反映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启蒙人文主义(humanism,也称人道主义)的特定内涵和时代特点,其价值取向是对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文化疏离和精神背弃,基本内涵和思想特质主要在于:针对封建的极权专制,争取人的解放和民主的权利;针对上帝威权和神权控制,提倡个人自由和个性独立;针对宗教独断的蒙昧和迷信,发展启蒙理性和科学精神;针对教会的禁欲主义,鼓吹所谓的幸福主义和感官享乐,等等。

这种针对宗教神文而言的人文主义,立论于上帝创世、人性本恶的西方传统观念,既发展出工具理性为标识的科学人文主义,同时也形成了以宗教和法律双重裁制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化人文主义。近代以来,随着基督中心主义和欧洲文明优越论的盛行,西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越来越被人为地当作一种“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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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人类文明创制的人文主义,不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各国各民族之间都有内涵和建构形态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进程中也不断地经历着传承变异、改制和创新。在这样的意义上讲,人文或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就是一种演变发展着的文化概念和时代观念。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倡导打破束缚、放任自我、弃绝典章制度、复归自然的文化运动,掀起了一场“浪漫主义思潮”,推动了文艺复兴以来启蒙理性人文主义的变革,后来影响于20世纪初的欧美思想界,出现了“新人文主义”的转向。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1865-1933)亦是其中的代表。这种新人文主义,后来通过白璧德的学生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人的推介和传播,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后来在30年代衍生出中国本位论文化思潮,其重要任务是应对西方各种思潮大规模输入带来的刺激和挑战,尤其是应对西方人文主义传播所造成的冲击与启发的双重影响,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学人对中华人文传统的研究考察,并尝试用中国思维、中国话语来探讨、表达自己民族的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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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胡适曾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们借鉴西方思维的范式、方法,反思总结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所做的许多工作是有助于发现和整理古典中国自己的人文思想和理性精神的。蔡元培就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新潮》采用“文艺复兴”的英文译名。吴宓主持编辑的《学衡》及一批学衡派学者,则大都使用“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概念、话语,翻译、介绍白璧德的著作和“新人文主义”思想,并有意识地引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整理的一种借鉴甚至指导,促成了中国学人对民族人文传统的再发现、重建构的一个不小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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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以杜维明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传人,积极传扬儒家的人文主义,对中国学界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再讨论和再研究有助推作用。但不能不指出,杜维明虽强调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区别于西方的启蒙思潮和工具理性,却仍然留有套用西方人文主义的明显痕迹。例如,他极力要人相信儒家思想资源中存在的个性精神、自由主义、人权意识等。这引起了不少质疑和批评。90年代以后,杜维明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发生了改变。他赞成一种有别于启蒙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主张扬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片面追求物质性、工具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声称自己“集40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期待也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义”,以倡导一种精神的人文主义。近年来,杜维明又多次提及并阐述其关于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价值资源和现代意义,反映了杜维明对于中华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意义的不懈追索和积极弘扬,让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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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代中国大陆许多学者的不断参与,更使人文主义传统的研究和讨论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早在1991年,著名哲学史家、易学研究专家萧萐父先生发表《人文易与民族魂》一文,首次提出:随着《周易》热而来的象数易的复苏、科学易的崛起、考古易的不断开拓以及卜筮易的一度流行,“人文易,凝结在易学传统中的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想,似乎应当成为易学和易学史研究的主线和灵魂”。这不仅对易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而且对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资源的发掘、整理和传承,都有积极的启示、影响和推动。


有意思的是,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演变,似乎又有了新的亮点和看点。例如,风靡全球的畅销书《未来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里声称:《未来简史》的撰写,就是让人“了解智人究竟是怎样的生物,人文主义如何成为主导世界的宗教,以及为什么实现人文主义的梦想反而可能导致人文主义的崩塌”。他提出人文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信念,认为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没依据的困境”,并强调“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他进而断定:人文主义主要是“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由此确定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导向。但赫拉里在描述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时,却表现出对于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条件下人文主义生存状态的担忧和失望,竟得出”人文主义灭亡”的悲观结论。这应该引起人们的反省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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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传统文化热”而来的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研究、探讨的深入,对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思考和总结,已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被提到国家传统文化传承工程发展战略的高度,不仅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更具深化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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